复恩法律王笑哲:以微观视角开展志愿活动更贴合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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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组织需要适应哪些新的政策法律环境,如何应对?12月19日,第二届中国公益行业法律合规发展论坛(暨第八届复恩法律论坛)举办,主题聚焦“公益行业法律基础设施建设”。来自法律、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组织需要适应哪些新的政策法律环境,如何应对?12月19日,第二届中国公益行业法律合规发展论坛(暨第八届复恩法律论坛)举办,主题聚焦“公益行业法律基础设施建设”。来自法律、公益、学术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当下中国社会组织所面临的政策法律环境方面的挑战,以及今年在抗疫实践中所得到的启示。

在“疫情下志愿者与社会组织的行动与政策环境”主题演讲环节中,复恩法律研究员王笑哲分享了在武汉疫情期间,一位72岁大爷王叔的志愿故事,由此展开对50米生活范围内的社区支援志愿的探讨,并表示,“当视野缩小到最后50米,我们可以察觉到人口结构、现行法律法规有待优化的空间和实际志愿工作的部署,这三者间微妙互相影响的关系。”

复恩法律王笑哲:以微观视角开展志愿活动更贴合现状

复恩法律研究员王笑哲

以下为王笑哲演讲实录:

很荣幸和大家一起探讨志愿者和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事项。在武汉疫情期间,复恩法律执行志愿调研的项目,该项目受到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大力支持。今天我和大家分享项目中微观的环节,人们50米生活范围内的社区支援志愿足迹。

我们从微观实证角度出发,更能贴合现状。以志愿者参与的事务和其面临的困难为讨论的基础,能够更好引导公众想象一个实用普惠的志愿政策环境。

我整理了疫情期间武汉市曾出现过的志愿服务。

2016年,武汉市人大颁布了志愿服务条例,与我们疫情期间所观察到的情况基本吻合。

现在大家看到9类志愿服务中有共通之处,它们都在小区、社区这样微型的地理空间上频繁上演。从社区管理者或抗疫指挥角度而言,如果一个社区的抗疫能力能够涵盖到这9类服务,理论上能全方面满足疫情时期人民的需求。

社会部门分为三个,第一是政府,第二是企业,第三是社会组织。很多时候,公益、社会组织承担外溢的社会问题,这时社会组织就产生避震海绵效应,但其也有无法吸收的情况。志愿者是十分重要的安全网,可帮助三个部门接地,志愿者的贡献表现在平常时期治理发展的方方面面。

在武汉市武昌区首义路街道,有个叫江零的小区,是武汉较老旧的社区,也是某国企的住宅小区,住户都是国企关联的员工或者员工家属。这些建成年份较早,又属于国企分配的小区有一个特点,住户多为爷爷奶奶们,所以江零社区的人口结构偏老龄化。

2016年,湖北省美好社区志愿公益基金会与江零社区居委会签署建立服务站的计划,计划在小区内部建立服务站,希望以孵化社区志愿者的方式为小区内部963户居民提供服务,包括邻里互助和休闲娱乐活动。

在疫情期间,走访的时候,我们发现江零社区有12位确诊新冠肺炎疫情,其中4人不幸去世。在疫情封城之前,江叔,一位72岁的大爷,以社区志愿者身份服务江零社区,在疫情渐渐平缓以后仍然坚持志愿服务。

江叔曾经是该社区业务会的负责人,也是社区中非常活跃的成员。2017年,通过参与美好社区志愿服务站的活动,他正式开启了志愿生涯。因为疫情期间的志愿经历,他被表彰为全国百名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百名当中江叔年纪最大。在上个月,复恩法律拜访江叔时,发现他依然在积极参与志愿活动。

追踪江叔的志愿足迹,有两个最重要的维度,时间和空间。基层的志愿者的活动范围就是在小区的地理空间中,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可能会遭遇到的哪些困难以及法律法规政策是否已经足够回应这些困难,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江叔防疫意识非常强,在宣布人传人之前,他已经采取居家隔离的措施,防止感染。社区的居委会也很谨慎,随着1月23日封城的消息正式公布,江零小区已经开始向封闭式管理过渡。在2月11日,所有住宅小区开启封闭式管理之前,江零社区已经开始实施封闭式管理。

封城当天,江叔主动向社区提出承担志愿工作的愿意,起初他的请求被拒绝,原因是他年纪太大。江叔不愿放弃,由于他2017年起参与本小区的志愿服务,与领导比较熟悉,加之基层社区确实缺人,后来基层也同意为江叔安排工作。

疫情志愿工作以武汉解封为节点,江叔参与了从封城到解封全程的工作。事实上,社区志愿者劳动是情感和体力双向结合的过程。复恩法律去武汉调研时,获知无论是江叔个人作为党员的服务意识,还是他人受到江叔的鼓动,无一不是情感上的驱动。

我们可以通过追踪江叔的日常足迹,去感受在对志愿服务缺乏支持的环境中,志愿者的情感劳动如何发散的。以下选取江叔最深刻的一天,大家一起去回顾当天的志愿情况。

早上,江叔起床后,会到小区保安室测量体温,然后接收街道团委抗疫指挥部的志愿人员的任务,协调当天工作,包括午饭和快递送达时间、检查住户打电话到社区情况,有关异常情况报告等。所以消息同步以后,江叔开始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扫楼,从2号五角星位置开始。据江叔回忆,社区中有一位重点帮扶对象,是位无法出门的独居老奶奶。从小区封闭式管理开始,她就想吃鱼,于是社区帮忙网购。由于老奶奶腿脚不便,江叔会直接把鱼送到老奶奶家里。

此外,江叔会慰问在3号五角星的住户。每到午饭时间,江叔就和其他工作人员在4号五角星的位置,分拣食材和生活物资。下午,江叔会把早上五个五角星位置工作再重复一遍。傍晚,他会一直在1号五角星保安室把门禁。

江叔的志愿道路是既规律又琐碎,这里面非常需要专业的能力,比如懂得和情绪紧张的住户沟通,联络医院,开具交通出行证明,明白进行自我防护等。这些技能需要通过不少培训去提升,江叔也强调自己在社区领域的技能还需要强化。

如果故事进一步抽象化,如何从政策法律角度回应江叔故事里面透露出来的需求? 以个人为圆心,看周围实在的生活范围,江叔自然知道附近街道有哪个果蔬市场,有哪些有美味的餐饮馆。随着导航、美团、微信等现代科技的出现,人们对于生活环境的认知,不再需要亲身感知与探索,而可依靠技术一步到位。

疫情期间,复恩法律察觉到志愿者层面消失。通过拜访江叔、在经济开发区志愿团体和全武汉市服务网络,我们发现志愿服务团体覆盖地域越大,志愿者年龄越年轻。年轻人运用线上连结,让更多人通过科技习惯与自我能力的匹配,参与到地理界限更加模糊的志愿工作中。

其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对于最后50米社区的志愿,自愿团体的邻里结构会自然而然地偏向中年甚至老年。对此会发生连锁问题,比如志愿者权益保障。

江叔和我们讲述,在他65岁之后,被登记为志愿者,很难买到志愿保险。况且,他没有被登记为志愿者,觉得自己没有身份。作为老年的社区志愿者,他与邻里交流也存在一定困难。

根据当时对零江社区的调研显示,志愿的任务会顺着社区治理的行政结构一级级下发。根据武汉市志愿服务条例,相关部门对志愿者权益有维护的责任。如果相关部门面临附近结构正在消失,志愿社区或者社区志愿结构偏老龄化的局面,在现行条件下,政府部门可能会出台对高龄志愿者的保护政策。起初志愿保险无法买,江叔的志愿意向被拒绝,因为这会避免承担很多对志愿者风险责任的事项。

当视野缩小到最后50米,我们可以察觉到人口结构、现行法律法规有待优化的空间和实际志愿工作的部署,三者间微妙互相影响的关系。

今天,我们选取了这个项目,也是对微观的50米社区志愿的总结,明年会推出更多的成果。再次感谢基金会对项目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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